【社会】语言恐慌
【社会】语言恐慌
天气：晴
中国人是恐惧语言的。
在《丑陋的中国人》附录中，有一篇柏杨夫人张香华和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外国神父的对话，这个神父其实比柏杨看的更透些，很多言论都非常有价值，其中有一条是说，中国人尊重知识，但是自己却不爱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处在一种伪了解，伪尊敬中。一提外国文化，马上一脸轻蔑，但是让他读个《论语》，背个古文，他又能搬出一堆道理，然后继续下载他的18X。
这种奇特心理，让国人一方面不能从外界吸取营养，一方面自己又不能产生影响，最后只有营养不良，成为民族之林中的病夫。
你会发现，我国在语言的隔阂方面大得惊人，这个隔阂不是方言，而是对于语言的态度，显然，我国国民对于自己国家语言的态度令人遗憾。自宫教主前几天说选民其实没有投票资格，因为他们没有那知识。此类论调令人喷饭，我逗了几句，他马上又祭出某条理论（喂喂！教主大人，这个理论符合“理性”否？），说我又把自己厌恶的理论套在别人身上胡乱影射。可怜的教主一向以文化素养低劣示人，本次也是不辱使命。可惜，这是常识，我看某人的某句话有感而发，其实和这句话关系不大。鲁迅讥讽的“哈巴狗”，肯定不是林语堂，虽然鲁迅自己认为是林语堂，而鲁迅讥讽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肯定不是梁实秋，虽然鲁迅自己认为是梁实秋。屠格涅夫散文诗中讥讽的各色沽名钓誉之徒，也不是革命党，虽然屠格涅夫自己以为是革命党，但是，“哈巴狗”也好，“二丑”也罢，这些形象显然有比被讽刺对象更伟大的价值。自宫教主不打自招，甘愿表演不止一次，以前我写了一个自宫者，他竟然主动认领，堪称奇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鲁迅连载《阿Q正传》之时，国内一群鼠辈，惶惶不可终日，就以为鲁迅在骂他，在他们眼中，文学好像就是相互骂人的，没有反思，没有价值，没有高尚，没有深度。记得三十年代，文坛已经变态，小说若是讽刺类型的，小说作者竟要标下自己讽刺的对象，鲁迅写了一堆故事新编，每一篇都有一群家伙跳出来，说这个老子代指某某某，这个孔子代指某某某，这个大禹代指某某某，想着都可怕。而钱钟书《围城》一出，一群专家苍蝇一般飞过来，说这个人物是钱钟书，这个人物是钱钟书什么人，某个人和钱钟书有仇，所以钱钟书讽刺他云云云云，都八十年代了还这幅德行，现在小民欣赏能力之低，可想而知。
国人其实是害怕自己国家的语言，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母语极度无知。
当我们喊出什么口号，他们恐惧，他们以为这口号乃要实现，打破了他们奴隶的安宁。殊不知口号仅仅是口号，但又不仅仅是口号，那是一种要么让你的血被点燃，要么与你无关的东西。
当我们讽刺了什么现象，犬儒蹦出来说“很正常。”但是奴才们显然已经恐惧，他们不敢思考，生怕打破自己的奴隶的安宁，他们只能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拿出什么“片面”啦，“两面性”的叶子自欺欺人。
当一部伟大的作品诞生，奴才们不会反省，中国式的研究让他们欣喜，这个骂的是张三，这个骂的是李四，和我没有关系。正如自宫教主无理取闹时所说。我的文章是骂我，这好极，说明我的文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了。看不出来反思的成分才是失败，但是中国很多人偏偏把失败当成功，他们惧怕反思，不敢反思。
所以他们对于文艺是无知的，肤浅的，中国自己的文学史充满了自以为是的横加批评，所有大师都如猪肉一般贴上了标签分类，以提出很多莫须有的，或者只要是文学就无法回避的地方。但是奴隶们喜欢，这样铁屋睡起来似乎就舒服了，而奴隶们，似乎也有了“无产阶级”的光荣了，什么人都能骑在头上拉屎了。
所以他们是难以沟通的。你说黑色，他会以为你说的是白色，你说的左，他偏偏理解成右。
而我们长期以来，群众其实都是哑巴。
我们的每一句有分量的话，似乎要放大个一千倍。比如领导斜你一言，你可能就两股战战。领导要是说：这可不行啊。你就得绞尽脑汁，思考这弦外之音。领导要是说：“你给我滚！”你连要死的心都有。相比之下，外国的语言显然更加自由，也更加平易近人，就连总统大人，也能当面狠狠的骂。
于是，我们向往“微言大义”，圣人的东西几乎没人看，说一句什么话全国都抖三抖。
于是，发达国家即使在不发达的时期，一本本通俗的名著依然在人们手中传递着，穷人们也一样看得起《雾都孤儿》，《新爱伊罗斯》，只需要几个苏几个丁生，语言是全民参与的运动。
语言恐慌的民族，永远在铁屋里睡觉。
尊重语言的民族，乘着文化和高国民素质的翅膀飞翔。
我们抵制这样的语言，拐弯抹角，唯唯诺诺，打着礼貌的旗号装孙子。
我们需要这样的语言，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大家都能听到，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大家都从这语言中获得力量。
一个对语言恐惧的民族，是无知的，可悲的，无法沟通的，分裂的，猜忌的，虚伪的。这正是我们的原罪，我们要用一代代的努力去救赎。
而甘愿无知者，那些对一切都冷眼旁观者，并非睿智，那是万劫不复的奴隶。
天气：晴
中国人是恐惧语言的。
在《丑陋的中国人》附录中，有一篇柏杨夫人张香华和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外国神父的对话，这个神父其实比柏杨看的更透些，很多言论都非常有价值，其中有一条是说，中国人尊重知识，但是自己却不爱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处在一种伪了解，伪尊敬中。一提外国文化，马上一脸轻蔑，但是让他读个《论语》，背个古文，他又能搬出一堆道理，然后继续下载他的18X。
这种奇特心理，让国人一方面不能从外界吸取营养，一方面自己又不能产生影响，最后只有营养不良，成为民族之林中的病夫。
你会发现，我国在语言的隔阂方面大得惊人，这个隔阂不是方言，而是对于语言的态度，显然，我国国民对于自己国家语言的态度令人遗憾。自宫教主前几天说选民其实没有投票资格，因为他们没有那知识。此类论调令人喷饭，我逗了几句，他马上又祭出某条理论（喂喂！教主大人，这个理论符合“理性”否？），说我又把自己厌恶的理论套在别人身上胡乱影射。可怜的教主一向以文化素养低劣示人，本次也是不辱使命。可惜，这是常识，我看某人的某句话有感而发，其实和这句话关系不大。鲁迅讥讽的“哈巴狗”，肯定不是林语堂，虽然鲁迅自己认为是林语堂，而鲁迅讥讽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肯定不是梁实秋，虽然鲁迅自己认为是梁实秋。屠格涅夫散文诗中讥讽的各色沽名钓誉之徒，也不是革命党，虽然屠格涅夫自己以为是革命党，但是，“哈巴狗”也好，“二丑”也罢，这些形象显然有比被讽刺对象更伟大的价值。自宫教主不打自招，甘愿表演不止一次，以前我写了一个自宫者，他竟然主动认领，堪称奇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鲁迅连载《阿Q正传》之时，国内一群鼠辈，惶惶不可终日，就以为鲁迅在骂他，在他们眼中，文学好像就是相互骂人的，没有反思，没有价值，没有高尚，没有深度。记得三十年代，文坛已经变态，小说若是讽刺类型的，小说作者竟要标下自己讽刺的对象，鲁迅写了一堆故事新编，每一篇都有一群家伙跳出来，说这个老子代指某某某，这个孔子代指某某某，这个大禹代指某某某，想着都可怕。而钱钟书《围城》一出，一群专家苍蝇一般飞过来，说这个人物是钱钟书，这个人物是钱钟书什么人，某个人和钱钟书有仇，所以钱钟书讽刺他云云云云，都八十年代了还这幅德行，现在小民欣赏能力之低，可想而知。
国人其实是害怕自己国家的语言，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母语极度无知。
当我们喊出什么口号，他们恐惧，他们以为这口号乃要实现，打破了他们奴隶的安宁。殊不知口号仅仅是口号，但又不仅仅是口号，那是一种要么让你的血被点燃，要么与你无关的东西。
当我们讽刺了什么现象，犬儒蹦出来说“很正常。”但是奴才们显然已经恐惧，他们不敢思考，生怕打破自己的奴隶的安宁，他们只能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拿出什么“片面”啦，“两面性”的叶子自欺欺人。
当一部伟大的作品诞生，奴才们不会反省，中国式的研究让他们欣喜，这个骂的是张三，这个骂的是李四，和我没有关系。正如自宫教主无理取闹时所说。我的文章是骂我，这好极，说明我的文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了。看不出来反思的成分才是失败，但是中国很多人偏偏把失败当成功，他们惧怕反思，不敢反思。
所以他们对于文艺是无知的，肤浅的，中国自己的文学史充满了自以为是的横加批评，所有大师都如猪肉一般贴上了标签分类，以提出很多莫须有的，或者只要是文学就无法回避的地方。但是奴隶们喜欢，这样铁屋睡起来似乎就舒服了，而奴隶们，似乎也有了“无产阶级”的光荣了，什么人都能骑在头上拉屎了。
所以他们是难以沟通的。你说黑色，他会以为你说的是白色，你说的左，他偏偏理解成右。
而我们长期以来，群众其实都是哑巴。
我们的每一句有分量的话，似乎要放大个一千倍。比如领导斜你一言，你可能就两股战战。领导要是说：这可不行啊。你就得绞尽脑汁，思考这弦外之音。领导要是说：“你给我滚！”你连要死的心都有。相比之下，外国的语言显然更加自由，也更加平易近人，就连总统大人，也能当面狠狠的骂。
于是，我们向往“微言大义”，圣人的东西几乎没人看，说一句什么话全国都抖三抖。
于是，发达国家即使在不发达的时期，一本本通俗的名著依然在人们手中传递着，穷人们也一样看得起《雾都孤儿》，《新爱伊罗斯》，只需要几个苏几个丁生，语言是全民参与的运动。
语言恐慌的民族，永远在铁屋里睡觉。
尊重语言的民族，乘着文化和高国民素质的翅膀飞翔。
我们抵制这样的语言，拐弯抹角，唯唯诺诺，打着礼貌的旗号装孙子。
我们需要这样的语言，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大家都能听到，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大家都从这语言中获得力量。
一个对语言恐惧的民族，是无知的，可悲的，无法沟通的，分裂的，猜忌的，虚伪的。这正是我们的原罪，我们要用一代代的努力去救赎。
而甘愿无知者，那些对一切都冷眼旁观者，并非睿智，那是万劫不复的奴隶。
评论